第2章

    第2章 (第2/3页)

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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