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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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党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使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严重受损，前面提到的印度政府五年时间内才完成了孟买6 000 套超低水平的贫民窟改造，就是一个例子。发达国家在实行一人一票之前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在又比发展中国家享有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来维系社会稳定，所以它今天可以耐得住这种空耗，而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空耗意味着现代化目标遥遥无期，最后还是百姓遭殃。

    第二个特点是“软”。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政府”，而印度则有一个目标无法集中的“软政府”。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在其名著《亚洲的戏剧》中使用了“软政府”这个概念，他指出：即便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制定了详尽的经济计划，其实施计划的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因为它们的政府是“软政府”。比方说，印度早在1950 年代便提出了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但时至今日仍未能有效地执行这一政策。当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曾推动过比较强硬的人口政策，但国大党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这之后，政客们就再也不敢提人口控制，谁提计划生育，就等于放弃选票，而人口增长控制不住，印度就很难解决广泛存在的赤贫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在1970 年代末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便迅速得到了控制。

    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中性强势的政府来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破各种“既得利益”的阻扰，确定各种任务的轻重缓急，就很难迈开现代化的步伐。中国道路的特点是在人口增长大致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把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作为硬道理，并有重点地在一些领域内先取得突破，最终带动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印度政府没有这种能力。

    印度的《劳工法》也是这个情况。没有哪位政客敢碰《劳工法》，也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大大少于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又使人联想到法治的问题，一般说来，法治一定是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 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 年的工会法和1947 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2008 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也暴露出印度法治方面的问题，根据印度宪法，治安属于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中央政府不得干预，而反恐的精锐部队又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是造成反恐斗争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短”。由于印度民主体制品质不高，政府考虑的问题大都是短期的，以争取选票为最大考量，而印度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容易被牺牲掉。比方说，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但孟买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成了印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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