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2/3页)
发展的一个瓶颈，改造孟买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府，其票源主要在该邦的农村地区，而非孟买（这个邦的人口近一亿，而孟买人口只占该邦的七分之一），它更愿意把有限的资金，作为赢得选票的资源，投向选民多的农村。像中国那样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出发，进行理性的、长远的布局，让条件比较好的沿海地区先走一步，把财富尽快地创造出来，然后中央再通过税收、对口援助、产业梯度转移等措施来帮助落后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印度就很难做到。据说印度总理辛格曾认为旁遮普邦的农民教育程度和耕作水平高于比哈尔邦的农民，应该优先帮助旁泽普邦农民发展起来，然后再来帮助比较贫困的比哈尔邦农民，但这样的建议在印度就很难通过，结果就是大家都耗着，继续各自的短期行为。
第四个特点是“泛”，这里主要指泛政治化。用中国话说，在印度很难“实事求是”地讨论和解决问题。以2008 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为例，印度政坛两个大党（国大党和人民党）居然无法共同对敌，而是很快陷入党争。印度穆斯林一般是国大党的主要票源，所以国大党总是强调印度的穆斯林是温和的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无关，而人民党代表了印度教的主流，经常指责印度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帮凶，总在批评国大党反恐乏力。这种党争使普通印度民众深感失望。印度遭受过很多恐怖主义的袭击，过去人们大都责怪巴基斯坦，但2008 年的那次袭击使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印度自己政客的无能。不过从我实地访问的观察来看，这种对政客的批评主要还是局限在会讲英语的印度中产阶级，因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但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比例还很小，他们在印度各种英语媒体上不停地批评印度政客，在电视上不停地辩论如何解决恐怖主义威胁，如何使印度的官员真正不再浑浑噩噩，但印度官员根本不参加这种辩论。我看印度中产阶级也很无奈，因为他们人数少，参加投票的也少，即使投了票，也影响不了政局，而政客还是照样可以继续忽悠广大底层的民众。
另外一个典型的泛政治化的例子就是2006 年孟买火车爆炸案发生后的调查：印度的安全部门决定展开调查，但这个调查过程很快就被泛政治化了。调查组的一位官员这样抱怨：你去穆斯林居住区调查，这儿的人马上就动员起来，谴责这是针对穆斯林人的阴谋。你去印度教徒居住区调查，那里的人又马上组织起来，指责你搞针对印度教徒的阴谋。其实两个教派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搞恐怖主义活动，但由于泛政治化，使得政府的调查活动很难顺利进行，结果被牺牲掉的是孟买和印度的整体利益。
最后一个特点就是“粹”，即民粹主义盛行。印度知名学者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在《作为理念的印度》一书中描绘过印度民主品质的演变，他说：尼赫鲁时期（1947—1975）印度民主还大致上维持了一种上层精英民主，政府还可以对国家的未来制定一些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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