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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第1/3页)
严谨的实证调查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兰特·普里切特,以及后来的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没有证据表明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就能够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我们知道,反过来说这句话倒是真的,即财富的积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这不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需要借助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仅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推断出这个结论。让我们弄清楚箭头的方向:
教育 → 财富和经济增长
或者,
财富和经济增长 → 教育
证据很容易检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中,哪一个条件在另一个条件之前即可。以流氓经济学家张夏准强而有力的“少即是多”式的论点为例。1960年,中国台湾的识字率比菲律宾要低得多,人均收入也只有后者的1/2;而今,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10倍。同期,韩国的识字率要比阿根廷低得多(后者是世界上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是后者的约1/5;而今,前者人均收入是后者的3倍之多。此外,在同一时期,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显著地提高了识字率,但生活水平却不断下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普里切特的研究非常全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为什么会被随机性效应所愚弄:将仅仅存在相关关系的事物视为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从富有国家受教育水平高的现象就立刻推断教育会使一个国家繁荣,甚至不去检验一下这个观点。这里又牵扯副现象的问题。(这种错误的推理有点儿一厢情愿的味道,因为教育被认为是“好事”;我不懂为什么人们不将国家的繁荣与一些“坏事”(比如颓废)之间作副现象的联想,并从中推导出颓废或者其他财富病,比如高自杀率,也会产生财富。)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对个人来说是没有用的:教育可以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有用的文凭,但这种效果在国家层面上将被冲淡。教育可以稳定家庭各代人的收入。一个商人赚了钱,那么他的孩子可以上巴黎大学,成为医生和法官。家庭之所以能维持财富,是因为文凭帮助家庭成员在祖辈的财富耗尽后还能长久地处于中产阶层。但是,这些影响对国家并不起作用。
很多人仅仅根据没有先进的知识很难想象微软或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会存在,就推导出教育水平更高将带来更多财富的观点。艾莉森·伍尔夫批驳了其中的逻辑。“这种让政治家和评论员如此着迷的简单的单向关系——投资教育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根本不存在。此外,教育部门越大越复杂,并且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越不明显。”与普里切特类似,伍尔夫观察了埃及等国家的情况,并展示了为什么教育水平的巨大飞跃并没有转化为受人瞩目的GDP增长,从而使国家在国力排行榜上显得重要一些。
这种说法并不是反对为降低人民的分配不均,让穷人有机会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狄更斯、雨果或朱利安·格拉克,或在贫穷国家中提高妇女的平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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