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2/3页)
以看出，阿伦森教授绝没有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的确也不是“中国通”。但他有真诚地了解中国、报道中国的愿望。他有他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的一些事情，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方针，不能理解，甚至不能赞同。但是他并没有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作为衡量中国的唯一标准，没有因这些由于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哲学的、政治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而责难中国。他仍然尽量客观地介绍中国人的立场和看问题的方法，同时坦率地写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生动地写出了他两度访华之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76年1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刚刚去世，邓小平面临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中国人民沉浸在失去总理的无比悲痛和对祖国前途的极度担忧中；而仅仅3年之后，他竟应邀前来中国帮助培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从这里，他看到了中华民族能够克服一切灾难，战胜各种忧患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我深深佩服教授的洞察力。他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理解中国或赞同中国，但是他尊重中国。这种尊重使我感动。阿论森教授是在中国的一场大变革开始的历史转折点来到中国并为中国工作的，而且是和在这场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国新闻界有关。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新闻界，这本身就陚予他的书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
教授的写作态度极其认真。手稿一改再改，材料务求准确。除了给我们写信查核一些事实，又第三次访问中国，更有计对性地做了一些补充采访，充实书的内容。可是，这样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直到教授1988年10月去世，仍未能出版。因为阿伦森教授希望首先在美国出版这部著作，而那些美国的出版商却认为这部书“虽然很有意思”，但是“太向着中国了”，要求他增加对中国的“批评”。教授无论如何不能昧着良心丑化中国，也就达不到那些出版商的要求。所以他的书就得不到出版。对此，教授曾在1985年11月给我的一封信中说：“我仍然找不到出版商出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最近出了好几部有关中国的书，其中有一些并不好（我应当说很糟糕）……我恐怕，对于有利于中国的书仍然存在着偏见，就像我这本书一样，尽管我对中国新闻的某些方面是抱批评态度的。”
《赴华使命》和《苦海余生》是两本关于中国的同时代的书。它们代表了对待中国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国，介绍中国，不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影响对事物的看法，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另一种则毫无了解中国的诚意，以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为唯一的标准，别人如有不同，就“罪莫大焉”，要加以嘲弄；为了嘲弄中国，可以不顾事实地将中国过去的失误当作现实来描述并攻击，可以只写一部分事实而隐瞒很多事实。
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的命运，使我对美国的新闻自由和出 版自由有了新的认识。片面陈述事实，误导读者，给中国抹黑的书，可以被捧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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