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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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外国驻京记者采访中国的大学，参加那次活动的外国记者很多。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为便于大家采访，在清华大学领导介绍情况之后，记者们被分成若干组，与各系的学生代表座谈。座谈之后，学校准备安排记者去看学生们每夭下午的体育锻炼和其他课外活动。

      我参加的那个组有几个美国和西欧记者。座谈伊始，这几个记者劈头就问学生：“你们一定是经过挑选来接受我们采访的。你们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你们对这次采访一定做了精心的准备。你们准备我们会问什么问题？你们认为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学生们被这些无礼的问题激怒了，也很不客气地说，我们是为促进理解和交流而来，如果你们对我们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那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们可以自己到校园里去走走看看，愿意找谁就找谁。一时间，室内的气氛颇有些紧张。后来其他真心要了解情况的记者开始了正常的提问，釆访才又进行下去。结果那几个挑起不快的记者也没有走，他们后来又问起学生们知不知道鲁迅的孙子为和一位台湾姑娘结婚，去了台湾的事。大多数学生都说不知道，少数学生说，听BBC或“美国之音”的广播说过这事。一位美国记者马上抓住这一点，说，这是否说明，你们不能从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中充分得到你们想知道的新闻信息，而不得不从外国广播中去获取消息。对此，学生们回答说，我们听外国广播，主要是为了练习和提高英语听力。至于你们感兴趣的消息，大家的新闻价值观念不一样，你们认为有价值的新闻，我们并不一定认为有价值。

      那次活动已过去十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的确是因为那几个西方记者在采访中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无礼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根据我所学的新闻采访原则，记者是不应当轻信。 然而不轻信并不等于可以对采访对象毫不尊重，肆意挑衅。就这次采访活动而言，如果认为安排不当，可以向中国记协和清华大学校方提出意见，甚至可以拒绝参加。既要参加，却又对无辜的学生动以颜色，将对主办者毫无来由的敌意发泄到学生身上，未免也太过分了。我见过不少西方记者对他们本国的各阶层人士进行采访，却没有见过一例诘难被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的资格的提问，

      很多访问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人都感到那里的人对中国很不了解。一般西方人听了解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差距之大，往往令我们中国人吃惊，甚至气愤。许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也感到，他们亲眼见到的中国，与他们在本国媒介中读到看到的中国，大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媒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介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而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

      1995年3月，我和其他几位中同女新闻工作者应邀去美国衣阿华大学参加“世界妇女与传媒研讨会”曁各国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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