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第2/3页)
、军事和外交紧密关联，具有非常急迫和严重的战略意义。
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就在这样的时刻应运而生。
美国的中国学这时由东方学的学术范围转向了冷战中新出现的区域研究（Atea Studies）。—位叫邦迪（McGeorge Bundy）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曾指出：
美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怪事，便是最早的区域研究的中心都设立在联邦战略服务机关里。……这样的情形现在还是如此，我希望以后也是如此，大学的区域矸究项目和政府的情报部门，应该一直保持高度的相互渗透。
邦迪的话虽是1964年说的，但一针见血，把区域研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
让我们再来看几个早就公开的历史事实：
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给哈佛大学74万美元基金，建立了俄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成立后，立即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建立了密切的日常联系。这个中心的研究员也都在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担任兼职工作，并且有的是这些机构的官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美国二次大战时期的联邦战略服务部主任威廉.多诺文（William Donovan）和中央情报局最早的首脑人物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约翰.戴维斯（John P. Davies）等人，在这段时间内紧锣密鼓，策划了一整套方案，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建立为美囯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服务的“外国区域研究”机构。多诺文二次大战后到华尔街多诺文金融公司作老板，这时与戴维斯密切合作，获取了美国大财团主办的基金会的大量基金。这批基金加上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的资助，立刻使区域研究机构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站住了脚跟，并吸引了大批一流硏究人才。
多诺文和戴维斯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一边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等为这些研究机构拉来巨额基金，同时又老谋深算地制订了“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准则。他们还规定了政府机构不得公开卷入研究项目，以掩人耳目。这些研究机抅的大量规定，都是与学术独立和学术硏究的程序、规章等有关的。但洛克菲勒基金会主任克林顿.巴纳德（Clinton Barnard）给多诺文的一封信却把底牌亮出来了，研究机构最为迫切关键的任务，就是由高等学府为政府提供情报服务。”
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为美苏战略对峙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成为美国大学中区域研究的样板。
大基金会和政府合作提供基金的形式确立下来了；所谓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准则也确立下来了。在美国各所著名大学里，一系列区域硏究的系科、专业和项目都建立起来了。就拿福特基金会来讲，从1953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即为美国部分大学的区域研究机构提供了约3亿美元的基金（按今天美元价值折算，应不少于二十亿美元）。还有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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