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3/3页)
”等，无不包含了当事人的主观性和历史背景， 都是主体对社会和历史事件的解释。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也无非是对社会和历史事件作出的解释，有的是对事件当事人的解释作出的再解释，有的则是当事人自己事后的回忆和重新解释。美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完全是按照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解释学”规律的，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学者主观的“先见”或偏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历史背景是冷战和反共；美国学者的“先见”深深受到反共意识形态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他们的重实证数据、经验事实的研究，往往以“主题先行”的二元对立模式始，以确定、论证反共和冷战的二元对立主题终。有没有为了论正某一主题，而对数据和事实作出取舍加工的？在另一方面，则有没有面对数据和事实，对先见和预设的主题作出全面修正或否定的？当然，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可惜的是第一种情况，远远大于第二种情况。这里牵涉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了。
由哈佛中国学权威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费正淸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佚浩繁，在学术界很有权威性。1991年出版了最后一卷《中国内部的革命1966--1982》，1992年就有三家中国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三种中文译本。这本书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主要观点与成就。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友渔研究员，在仔细阅读了这部“巨著”之后，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他指出，这部书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史书，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大问题：事实陈述错误百出；对中国政治十分陌生；对红卫兵运动的派系不清楚；对“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认识不足。如书中说罗瑞卿被整，是因为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与其他人有分歧；又如说“北京大学的一群激进教授和学生在一名助教聂元梓的率领下贴了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像“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教授，聂元梓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助教，而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样的基本常识错误，在这本号称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中却比比皆是。
徐友渔研究员严肃地指出，这部书对中国“文革”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缺乏基本了解，因而对整个“文革”作出的基本判断和分折，都非常肤浅和混乱。他十分详细地分折了该书的许多例子，认为这本书是“令人失望之作”，他从学术角度，提出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革”研究不够等原因。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学的宏观研究框架和政治背景的角度，来探讨类似的权威著作“令人失望”的更深刻的原因。
◆美国“中国学”主流为妖魔化中国推波助澜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本身的问题有没有反省？有没有不同声音？
应该说，反省和不同声音一直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不仅中国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