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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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学术和知识的转型不可避免。美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界这时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内战”，对几十年间形成的学术规范、模式、方法和学科的基本知识预设等问题。特别是对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抨击和争论。

      然而，美国的中国学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却是难而又难。相对美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国学领域却墨守成规，变革的呼声微乎其微，近乎死水微澜。对此现象，有些学者早有异议。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和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几十年来美国汉学一直受到东方主义偏见和冷战意识形态主导，对此虽有反省和揭露，但这种反省却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和成效。迈斯纳和德里克这两位学者从来就不赞成中国学的反共和冷战的简单化模式，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很少被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所接受。

      在这方面，我自己的经历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80年代初来美国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来以后正好遇上了美国人文学科的自我反省、批判的高潮。后来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任教，在学术上接触了许多与中国学有关的人与事，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所认识，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

      我前面说过，中国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区域研究范围，主要由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为首，文学研究的地位不高。美国学者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文学一向不屑一顾，中国学家们也同样如此。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文学价值，也不值得当作文学来研究，最多可以作为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文献来参考。

      首先打破了这种偏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淸教授。他196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英文著作，虽以小说为主，但涉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夏志清的这部书，不仅向美国读者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价值，而且在美国学术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我与夏教授是比较熟的。他是上海人，40年代末来到美国留学，师从耶鲁大学英文系文学批评大师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专攻19、20世纪英国小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90年，那时他已快要退休了，人很瘦，但精神很好。夏教授一副绅士模样，风度非常优雅，说话极风趣，待人又特别热情。一开口，就让人没有丝毫的拘束。我后来见过他多次，有几回去纽约办事，顺道去拜访他，他都热情地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中国餐馆吃晚饭。

      夏志清是美国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但当年他开始涉猎中国文学，却是不得已改行的。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自序中，对此有生动翔实的描写。他谈到，取得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开始为饭碗担心。当时一个外国人，要想在美国谋一个英文系的教职，谈何容易。这时有一位学者从美国国务院拿到一笔研究基金，专门研究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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