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3/3页)
的。但是，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文化教育也很难不受影响。各地农村，特别是困难地区，都有大量文盲、半文盲存在。例如原甘肃文教中上水平的陇西县，全县农村青壮年（16—45岁）120139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就有78185人，占65％。显然，在一些用豆子、树枝计算工分的地方，一方面干部不可能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把握几十、上百人的集体经济；一方面，群众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集体经济。另外，这些农民读不懂《资本论》，因而不可能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去超时空地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如果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们是决不会凭空启迪出“穷过渡”论者念念不忘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的。
从以上我们对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人三个方面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这种生产力水平，与从“一大二公”退下来的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体制，是不相适应的；而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硬要靠行政权力建立起一套行政的管理体系，则必然要发生与建立者的理论教条相违迕的“异化”，必然会很容易地使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向封建主义性质的统治演化。不错，用算术的眼光看，即便是小生产的简单集合，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成单个小生产所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秦始皇的长城、隋炀帝的运河，就是明证。但是，如果把这种临时性质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下，用行政管理手段，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形态固定下来，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病，从而挫伤直至泯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直至窒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农业生产种植种类繁多，经营项目广泛，其结果又受地理环境、气候、生产能力，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来就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在各地自然条件不一、生产水平各异的情况下，将几十户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生产，需要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可是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却缺乏甚至不具备管理集体生产的能力。例如陇西县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8454名，其中文盲半文盲2536名，占30％。这当然会使许多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完全处于盲目的被动状态。据我们了解，很多干部除了机械地照搬上级的指令以外，既没有本事合理组织和使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能力安排、计划本队的集体生产。许多困难队，年年换队长，年年生产上不去。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上对坡生产队，全队21户，1962年以来有18户当过生产队主要干部（队长、副队长、会计），其中8户人当过生产队长，却连一个小学毕业生都没有。另外，在我们政社合一的体制中，负责指挥农业生产之责的国家干部，对生产结果并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这就为凭主观意愿的“瞎指挥”大开方便之门。合作化以来，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一系列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更给本来就处于盲目混乱状态的集体生产平添了无穷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