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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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抗日战争以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次公开的指名道姓批评胡适。明确指出他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一段话，实际上也是对胡适在1945年8月所发电文的回答，说明了胡适提出的所谓“建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通过和平手段而取得政权等等建议，全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尾错误的。尽管如此，该文在最后还是明确地宣布，对于那些“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仍然是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号召先进的人们，应该“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最后。还是以“争取、团结”为主旨，再次宣称：“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这里所说的“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显然是把胡适包括在内的。可见，即使这个时候，胡适已离开大陆，并且在美国发表支持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仍然是从统战观点出发，抱着争取团结的愿望，期待像胡适“这样的人”，弥台裂缝消除分歧，回归大陆，事实说明，在毛泽东统战策略的感召下。像翁文灏这样与胡适有过密切来往。而且身居国民党要职的人，终于在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相反的，胡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在到达美国或台湾后，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二系列反共的言论，表明了他所坚持的反共立场。

      1954年，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对于清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影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重要作用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胡适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胡适也极力为自己申辩，对毛泽东思想多方低毁，可见其政治成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有所肯定的。这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著作的有关论述中可找到答案。

      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的一次讲话中，既肯定了“批胡”运动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的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说明了毛泽东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也是有所肯定的。

      〇八 延安情深——毛泽东与柯仲平

      柯仲平是云南广南县人。1924年赴北京，在国立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读书，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入党后，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秘书，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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