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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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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章 (第1/3页)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曾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比尹伊、吕公望(姜尚)强一点,跟管仲、晏婴属于一个级别,至于其他王佐之臣,都无法望其项背”。刘歆认为父亲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认为董仲舒比不上尹、吕,但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彪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董仲舒的名字、籍贯等介绍不完整,表示不满。试想,假如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提及?

      那么,为什么后世就言之凿凿地认为“罢”说与董仲舒有关呢?

      班固是此说的始作俑者

      东汉班固是班彪的儿子,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始作俑者。以班固为主要著作人的断代史书《汉书》成书时间,距汉武帝时期大约有两百三十余年。在这本书中,与《史记》相重的西汉史,除《董仲舒传》外,差不多都抄《史记》,或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关于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绌”改为“黜”。然而,《董仲舒传》却别有洞天:他增加了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策之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认为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

      然而,班固的说法实在值得怀疑,一来是因为班固距事件发生时间过远;二来,班固向有篡改历史的劣迹,而司马迁的人品、文品则一向被后人肯定。这么一对比,《汉书》作伪的可能性极大。

      此说到了1084年,在中国史学界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再一次被认可。由于《资治通鉴》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赞许,后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资治通鉴纲目》,于是,这种说法伴随理学的兴起,开始深入人心。自此,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成了气候。

      到了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高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自此,董仲舒与“罢”说的关系终于被坐实。

      蔡伦造纸的真相

      中国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影响中华文化传承的重大发明。通常,教科书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归功于东汉宦官蔡伦。此说来源于《后汉书》。

      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蔡伦之前,古人一直用竹简来记载文字,后来出现了绢帛之类的书写载体。但是,简太重、绢又太贵,用起来都不方便。蔡伦见此情况,萌生了造纸的念头,他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等为原材料,做成了“纸”,后人皆称此纸为“蔡侯纸”。

      然而,到了近代,一些学者认为,蔡伦顶多只能算是造纸术的改进者,中国古代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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