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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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适应破坏正常适应秩序，所以发烧肯定使人体感到不适——头晕、恶心和痛苦。

      以面子制度为代表的江湖文化在晚清时代骤然崛起，相当于中国社会对近代移民格局的一次文化病理性适应，以病态的社会结构去适应无政府主义的风气和游民泛滥的格局。要注意的是，这种适应至今仍在进行，转型尚未成功，适应还在继续，不适、愤懑、隔膜、猜忌、压抑、恶心……还在延续。俗语“打肿脸充胖子”是面子的形象化解读。肿是病理，充胖子是用病理充生理。病理虽有害，却不乏其价值。以此为鉴，今人检讨江湖也要一分为二，看透弊端背后的益处。假如没有面子文化，没有江湖，近代中国也许早已消亡了。   

    后记

      1958年，人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出版了《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该书详细地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落后乡村Montegranesi中普遍存在的利己、家庭本位和排斥集体合作的观念和行为，称其为导致贫困的“贫穷文化”。村民们甘心做“家庭的囚犯”，只想最大限度地去获得一些即刻的、眼前的现实利益报酬，没有人愿意增进乡村或公众的利益。班菲尔德解释，社会结构因素引发了这个落后村庄的伦理基础──“非道德性家族主义”，他称之为这个村庄独有的贫困文化；反过来，作为整个村庄本质的“非道德性家族主义”，又进一步影响这个贫困村庄的发展，制造或加深了贫困，形成恶性循环。班菲尔德强调“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是这个村庄所有人长期共同遵奉的价值伦理，“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只取决于外部的力量”。

      我想说，中国江湖文化类似于爱德华·班菲尔德书中描述的意大利南部乡村“非道德性家族主义”文化及其制约的落后社会。本书中，我的结论与其惊人类似：社会结构因素（人口与制度矛盾）引发了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义”江湖，同时江湖内化了国人的心灵，以其破坏性制造、加重了中国社会的贫困，形成中国近代贫困的恶性循环。在意大利，这种文化孕育了黑手党；在中国，这种文化孕育了江湖。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江湖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它是社会转型大潮中淘出的沙砾。很可惜，这是一盘散沙。

      此书脱稿后，作者摘少量章节张贴于互联网，有读者误认作者为江湖隐士，更将本书比作清末李宝嘉《官场现形记》；还有读者欲拜作者当“老大”，修研江湖术，令作者啼笑皆非，深感互联网上江湖情结泛滥成灾。如果单看互联网，毋宁说中国是一个江湖化国家。《官场现形记》与本书没有可比性，想看故事的人没准会对本书失望。然而往深远打量，彼此之间那样不同，一个是反思，一个是暴露；虽同系草根社会，诉求大大不同。作者坚持：一个江湖国家不能回避对江湖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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