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2/3页)
著名学者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有高论:史学是历史记录和历史哲学的整合。有哲学而无史实属天书,有史实无哲学是“官场现形记”。所谓现形记,不免流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价值立场游移不定。
作者这里自称“草根”学问,诉求一种“公民读本”,从草根层面探究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而不是从官学形态探讨中国的“真相”。所以,作者选择胡适、唐德刚的“启蒙体”,还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费孝通(《乡土中国》)的“通俗国学”为榜样,务求深入浅出,务求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谓深入浅出一概出于本土诉求,深也因草根,浅也因草根。至于是否有启蒙作用,作者不敢自诩,仅以此为自励和鞭策。
童年时,我便与本书有缘。
不是说我的环境很江湖,倒恰恰相反,它很不江湖。读小学遇到“文革”,学业勤勉,成绩也不俗,常常就引出一种故事情景。但凡沾沾自喜之时(譬如学业期末,一纸成绩单在手),常遇到如此这般:一圈人围着,左边人夸你好,右边人泼冷水,大放“读书无用论”厥词——“成绩好有鬼用,到社会一钱不值”……幼稚的我,如云里雾里,神情茫然。所以,自小我就接受一种二元知识观——书本知识vs社会知识,二者互不相干。具体说:做学生的,要想被人夸奖,去啃书本;要想混世,去学社会知识——抽烟、赌博、拜把子、结死党……简称“社会上的”。当中的奥妙,非一般孩童可以拆解,譬如书本为什么不敢说社会真相,社会为什么不愿渗进书本,这鸿沟怎样形成,大人们也说不清。问题是我提出的,既然大家都说不清,这就等于我自讨一道使命,争取将来有个话语权,尽力说清楚。
这一道自不量力的使命深埋于潜意识,只偶然想起。以后的岁月,忙于学业和谋生,这破“鸿沟”早已抛至九霄云外。“文革”中,先学提琴,巴望参军或者招工,进文工团混口饭,逃避上山下乡;后来赶上恢复高考,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鸿沟的问题,与我渐行渐远。不过,后来听说当代人文学者许多出自78级,不知这78级与勤思考是否一种缘分,这是后话。
不过,抛至九霄云外的潜意识,风筝线仍拽在肚里。
我这一辈所谓“60年代生人”,时值社会反复动乱,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动乱,是对体制反复变革、振荡、冲击的耐受,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这看起来可能是坏事,说不定也是好事,因为世事变幻看多了,累积对体制内在结构的体悟,以及对体制变革趋势的敏感。就以我个人为例,半生经历了家族中的礼教残余,读书后经历集体主义时代洗礼,工作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制度转型,一切公开的社会体制冲突都遇见过了。三十而立后,因生活所迫下海了,还要混迹、周旋于江湖……回头看,这简直就是四种社会体制。一个人仅仅在青春期短暂瞬间,就经历三种以上的体制变革,头脑简直发晕,真是十分不幸。然而,这究竟是一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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